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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怎么得來的?

作者:李君如     編輯:唐嘉陽   來源:紅旗文稿    發布時間: 2020-02-14 14:11:18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專題研究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問題。研究這一問題,并為此通過一個決定,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之不易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們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之不易。


  自鴉片戰爭以來,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民學習過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學習過西方的多黨制、兩院制、內閣制、總統制,而且這些學習都十分真誠,但最后都失敗了。在我們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后,一方面懂得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另一方面也在實踐中懂得了社會主義必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國人民為建立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好制度持續探索了一百多年,來之不易。


  “來之不易”這四個字,不僅指的是我們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歷了漫長而又艱辛的探索,而且指的是我們在這一漫長的探索中經歷了復雜的思想理論斗爭。這些思想理論斗爭,包括建黨前夕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關于無政府主義的論戰,也包括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中國共產黨內同黨內教條主義的斗爭、抗日戰爭勝利前后關于“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論戰、新中國建立前夕同“第三條道路”的斗爭,以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后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和圍繞要不要搞市場經濟等問題展開的思想交鋒,等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上,一再要求我們回答好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今天,我們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時,尤其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以下三個重大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舉辦的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專題研討班上提出的。就在這個重要講話中,他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和寶貴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長期的社會主義探索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他在黨的十八大后主持第一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提出這個問題,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專題研討班上系統地論述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和經驗時,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和論述了這一重大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宣傳闡述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個問題,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當選為國家主席時就已經提出,在2013年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了上面這段話。


  因此,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首先搞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哪里來的,澄清制度問題上一系列錯誤觀念和模糊認識,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黨和人民在長期的實踐探索和思想理論求索中建立起來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科學的制度體系


  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時候,我們還必須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科學的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和國家制度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已經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紅色政權,經歷了從局部執政到全面執政的長期執政歷史,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制度建設經驗。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指出,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由相互聯系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構成的。在為建立新中國作準備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深刻闡述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經濟形態和外交政策等重大問題。特別是具有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了新中國制度建設的全新構想。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是在改革開放后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都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始終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從而確保了我們建立的制度是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具有科學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一整套相互聯系的制度構成的科學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內政外交國防相互配合、民族復興和祖國統一相互聯系的偉大事業,每一個領域每一項工作都要有相應的制度來支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我們在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進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制度。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闡述我們今天要“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的時候,強調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包括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內的13個方面重大制度,每一方面重大制度又包括若干項制度(包括體制、機制等)。正如這次全會通過的決定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贏得了中國革命勝利,并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有歷史根基、文化底蘊和社會基礎的科學的制度體系。長期以來,在一些人那里,總是以美國的或歐洲的制度為“樣本”“標桿”,來評價中國的制度,甚至設計中國的制度改革。聽起來,他們說得頭頭是道,有根有據,十分唬人。但是,歷史證明,這種制度研究和設計的思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古人早就說過:“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毫無疑問,我們在體制改革中需要研究和借鑒國外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實際和歷史文化照抄照搬外國的制度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思路來謀劃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時候,深刻地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我們堅持聽從中國人民自己的實踐,而不盲從或迷信那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說教,探索中國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具有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實踐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毛澤東曾經稱中國共產黨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告誡我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我們的老祖宗創造的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幾千年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心中,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仔細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部隱含的思想文化特別是價值觀,我們可以注意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比如我們實行的協商民主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就曾經明確說過,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具有深厚中華文明底蘊的制度。


  正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所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這一制度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經歷了從建立、改革到完善的歷程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健全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體系。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制度和治理體系初步形成。中國的制度有中國的背景、中國的特色。我們建立的中國特色制度,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國家制度體系,以及新型政黨制度,都是在中國自己獨特的實踐中形成的。建立新中國時,中國共產黨人本來的建國構想是“分三步走”,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在中共中央1948年4 月30日發表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明確的。但實際情況是,在各民主黨派領袖響應中共中央號召抵達解放區,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解放戰爭還在進行,普選人民代表的條件還不成熟。中共中央采納了民主黨派領袖的意見,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建立新中國。這樣,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建國綱領付諸實施的時候,第一個建立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與此同時,形成了單一制國家制度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在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條件成熟后,中國共產黨就領導人民討論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選舉法,并于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既不同于西方兩院制、又不同于蘇維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后,隨著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時期的革命和建設,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提出“制度改革”任務并全面推進。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從“經濟民主”的角度提出要解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并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特別是1980年8月18日,他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支持下,我們的改革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等各個方面全面推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的決定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


  從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并取得突破性進展。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根據這樣的戰略構想,黨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們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經濟體制,實現達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發展目標。再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從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開始,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改革財政管理體制、金融體制、對外貿易體制等制度改革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推進。黨的十五大后,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上取得了重大進展。黨的十六大后,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在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了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黨的決策機制、行政管理體制等體制機制。黨的十七大后,在把社會建設納入總體布局的同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制度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文化體制改革等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化。總的來說,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八大前,我們各個方面的制度,有的逐步成熟或定型,有的還在探索和創新,制度改革取得明顯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努力實現“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這一目標的同時,制定了“分三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推出了336項重大改革舉措。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經過努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成效顯著,主要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也要看到,這些改革舉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落實,我們已經啃下了不少硬骨頭但還有許多硬骨頭要啃,我們攻克了不少難關但還有許多難關要攻克,我們決不能停下腳步,決不能有松口氣、歇歇腳的想法。”


  黨的十九大在作出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戰略安排的同時,還特別指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根據黨的十九大確定的任務,完整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啟示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之所以能夠面對來自國內外風云變幻的挑戰而依然那么鞏固,就在于這一制度和治理體系不僅具有巨大優越性,還能夠順應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不斷自我更新、與時俱進,保持持久的青春活力,具有強大生命力。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政治保證。在沒有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前,中國人民曾經是一盤散沙。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成為廣大中國人民的主心骨、領導者和組織者。因此,黨的堅強而又正確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根本保證。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比戰爭年代更重視黨的建設,更重視黨的作風建設、群眾路線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同時不斷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特別是科學決策能力、社會動員能力、國家組織能力、危機化解能力,并把創新作為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正是中國共產黨這種兼有科學性和民主性的領導力、執政力,激發、維系和保障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從而使得我們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源泉。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對于已經是國家主人而不再是奴隸的人民來說,更是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性和生機活力的社會群體。歷史表明,人民是新中國歷盡坎坷而不斷發展、越來越強大的根本源泉;人民是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奇跡的根本源泉。人民當家作主,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也是這一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實事求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思想路線。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經過千錘百煉,形成了“實事求是”這一根本思想路線,因此既能夠以實踐為基礎制定正確路線,又能夠以實踐為標準糾正自己工作中的錯誤,還能夠在不斷發展的實踐中與時俱進,開拓進取,開創一個又一個新天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改革和完善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完全可以說,實事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活的靈魂。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組織原則。毛澤東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反復強調,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局面,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政治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在黨政職能分開、政企分開、政社分開過程中形成的執政黨、政權機構、市場經濟組織和社會等各個元素進行科學整合,并按照黨對一切工作全面領導的原則大力推進機構改革,形成了既不同于自由主義又不同于新權威主義的民主集中型國家治理體系。這樣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既充分發揚了民主,又能夠形成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決策,并能夠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調節好各種利益關系。


  (作者: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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